作者：贠文贤

   我在陕西省总工会工作30余年的学习调研过程中,不断思索一些问题，并提笔发声为职工说话。从追求职工利益、探寻维护职工权益的有效途径，到追求公正真理、追寻共同富裕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之路。和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一样，在平凡岗位，为更加美好，我有过坚持和努力。我们这一代人谢幕了，闲来无事作回忆，想追寻一些东西、一些过去有作用、现在仍有意义的所思所想。

   1976年秋，历时10年的“文革”运动结束，我也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西北农学院)农机系毕业了。那时，学生毕业后的工作由国家统一分配，个人服从组织安排。当宣布我留在学校宣传部工作时，我心中无数、忐忑不安，放弃几年辛苦所学专业去从政，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不知能否适应新工作？在院广播室工作几个月后，领导安排我到院刊编辑室工作。弃工从文，我虚心求教。第二年的3.8节前夕，室主任、主编杨鉴老师安排我采访妇女工作。院刊整版发表了我采写的《她们发挥着半边天作用》通讯稿，杨主任表扬我文字功底不错，受到鼓励我略感慰藉。以前我总有碌碌无为、大学白读了的思想，常说自己是劳作的命，闲了就不舒服。工作之余时间充足，但不知怎么努力，业余时间无目的地学点外语。有时候有空虚感，躺在床上想：岂能就这样一直轻松到老？有一天，同事工作的夏士凱老师征求我意向，说他可以推荐我去更有挑战性的单位工作。1980年底，我调到了陕西省总工会（省工会）。

  走上新工作岗位，我认真读了几本工会理论和工运历史书，初步了解了工人运动的过去和当前使命。工会由在党领导下夺取政权，到经济建设时期行使“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职能，再到“生产生活教育民主管理自身建设四菜一汤”。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成为工会的基本职责。我当过三年农民，生活困难时进山掮过椽，农业社一个劳动日挣两毛钱，春季青黄不接时常饿肚子。1970年招工到基层粮站，我扛过200斤重的粮食麻袋，知道工人、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很艰辛。现在到了为职工服务的工会领导机关，我仍是工人、农民的心，为职工说话维护职工权益，既是本职工作，也是自己的心愿。

   开始在省工会农林工会上班时，领导安排我和老赵调研省林业工人的生活工作状况。我们进入秦岭山区的宁东、宁西、汉西、龙草坪林业局进行调研。林业局领导要给我们上山带饭，我说工人吃啥我们吃啥。爬过几座山进入原始林区，我们跟着工人学拉锯、伐木，放声吆喝放木，喊声在山涧回荡。午饭是馍就咸菜、喝泉水；晚上睡架在树枝中四面透风的木板房里，耳边风呼呼地响。

   调研快结束时，我接到父亲因病逝世的噩耗,急忙赶回家，跪在刚过72岁就不幸去世的父亲灵堂前，想起10年前我和父亲、三哥冒着鹅毛大雪掮门板时，翻越秦岭十八盘，滑倒了扶起再走、再摔倒时的情景。我刚上班第一个月领了39.5元工资，高兴地给爸妈寄了20元。想起父亲苦难的一生，想到再也没机会孝敬他老人家了，我泪水止不住地流。

   办完丧事回到单位，我满脑子的父亲、林业工人翻山越岭的情景，含泪起草了《陕西省林业职工生活状况调查报告》，经领导修改报省委、省政府。有领导批示：报告情真意切、真实具体，要求有关单位协同解决林业工人两地分居、孩子上学难以及医疗、食宿等问题。

   夏秋之交，陕西省宁西林业局11名工人误食毒蘑菇死亡，受领导委托，我代表省工会参加事故处理。赶到事故现场，看到一具具尸体摆放在山涧河岸的茅屋，我又想起父亲，鼻子酸楚又想落泪。夏秋之交连绵大雨，住在山涧茅屋的12名工人，一名淌水过河去农家借盐，其余有人烧火、擀面，有人冒雨采蘑菇。借盐工人返回，看到11名工人全口吐白沫中毒身亡。在有关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事故处理现场会上我发言，表达了对意外工亡事故的态度和妥善安置子女意见后，我说：这个事故虽有偶然性，但深究原因是工人缺乏基本生活保障，若不解决工人的生活实际困难，此类事故可能还会再次发生。因此要汲取惨痛教训，希望有关方面重视我们调查报告的意见，当务之急是尽快拿出真金白银来改善职工的吃饭和住宿条件。

   事故处理不久，领导安排我到综合研究民主管理部工作，部门有一项工作是企事业民主管理。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实行企事业民主管理是职工主人翁地位的体现，也是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抓手”，是工会工作的“牛鼻子”。我们在各类企业作调查，寻找典型、发现问题。为推动工作，我参加调研、参与起草了几个企业民主审议企业决策的经验材料，在工人日报（1985.10.16）整版刊登。此后又总结了企业民主评议领导干部的创新实践，由我起草几经修改的《民主评议企业领导干部调查报告》在《中国工运》刊登向全国推广。期间我又撰写了《民主选举厂长是具有生命力的新事物》论文，提交全国法学会1984年成都理论研讨会，被安排作大会发言交流，会后收入论文选集。

   我在工作中边实践、边学习，还在省图书馆办了借阅证，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类论著。理论结合实践，使我对企业民主管理慢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个人理解和思路。有一天在北大街口看到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牌子，我突然产生了写作冲动。出版社编辑部杨永奎主任接待了我，他肯定了我的选题和思路，要我拿出写作提纲。回家后，我一气呵成地草拟了《企业民主管理教本》写作提纲，经审批列入出版计划。

   开始写作我犯难了：要不要给部门报告？不报告，会不会惹麻烦？报告嘛，集体写作虽可集思广益，但也会因思路不同影响写作进度，因观点各异影响整体性。已经到了1980年代，个人写作不会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吧？不想了，想多了什么也干不成。我给部门同事老王说了，他很支持。我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用了3个多月，完成了22万字的初稿。修改后投稿，出版社编审很满意，顺利通过了出版发行程序。

   该书出版前还有一个小小插曲。我当时向省总主席作汇报，并呈送原稿，请他作序，主席爽快答应了。但过了半个多月却没回音，原来是有人阻止。我怕领导为难，就回了原稿。这时，又有人给冯秘书长说我写作使用了公用稿纸、公用信封等，占了公家的便宜。我拿出自己印制信封和购买稿纸的发票，作一一澄清。秘书长表态：个人出书不违法也是工作需要是好事！我说是好事怎么有人这么对待？朋友说：机关工作的生态，以后你慢慢体会。什么生态，你好我好仕途就好？单纯点不想这么多行不行？通过这件事，也使我见识了机关生态的另一面。

   好在全国读者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教本第一次出版印刷3.3万册很快售罄，不到3个月再印2万册。兰州炼油厂工会来信写到：“《企业民主管理教本》是培训职工代表的很好教材”，提出再订300本。西安市总工会、省工会渭南办事处、西安三桥车辆厂、西电公司等单位举办企业民主管理培训班请我讲课。在山西永济电机厂讲课，开始我说普通话，感觉不标准的普通话别扭影响表达，我说我想变调说陕话，大家鼓掌，原来山、陕不分，口音差不多。

   后来，我抽空在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搞调研,对学校民主管理进行了研究。1988年我还在读研，暑假40天，我每天工作10多小时，完成了21万字的《学校民主管理基础》的写作，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刚写完，椎间盘突出，我住院了。省教育工会主席王思孝将样书送著名教育家、全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他欣然作序，并安排我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大专院校党政工领导200多人参加的培训班上专题讲民主管理。这么多大学领导听一位既无学术名位、又没领导职位的普通干部演讲，我不敢相信。难为主持人介绍：陕西省总工会贠文贤同志理论结合实践，系统回答了以教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学校民主管理许多重大问题，形成了学校民主管理学科体系。我走上讲台时有点紧张，很快就放松下来。开始有掌声，那是礼貌;结束也有掌声，这是肯定，我心里高兴：北京的学术生态好！

   写到《学校民主管理基础》，我搜百度，《孔夫子旧书网》居然有，原价2.8元标价280元，是以稀为贵还是别有价值？

   领到教本7000元稿费，我第一次大气地给妻子、女儿都买了新衣服（以前都是自做）；带她们转钟楼、大雁塔，第一次吃老孙家羊肉泡馍、解放路饺子。县剧团解散了，三哥下岗了，他想做生意没本钱，我把剩下的4800元存折给了他。腰包又空癟了，但我心里高兴。孩子她妈知道后，怪我小看她瞒着她，说我对人大方对自己特抠，我笑笑说穷惯了没办法。

    1980年代，我国开始加快城市改革，企业经营承包，职工下海经商，价格双轨制，一部分人很快富起来，有钱气壮、荣光！有人问我怎么办，我说我想再学习，想考研。1986年我报考中央党校研究生，底气来自我坚持阅读和学习。当时整党不许请假，我早起晚熬夜，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党建书堆了一大摞，我一本本地读。最难的是英语，为扩大词汇量，我拿着《简明英汉词典》一页页地背。考试结果，专业课平均78分，英语刚及格。我被中央党校西北分校研究生班录取了。

   在党校及前后几年，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理论界非常活跃。课堂上，有人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讲人道社会主义，讨论先富后富、摸着石头过河和市场取向的改革，有人讲社会民主主义讲趋同论讲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课堂发言有时成了辩论会。我很少发言，告诉自己认真学习用心鉴别。按照教学安排，我通读了《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恩经典著作。我先后选了三个课题作研究。一是社会协商对话，最后写作了15万字的《社会协商对话引路》，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二是国情研究，最后完成了近19万字的《国情教育纲要》出版发行，西北大学一老师曾联系购书作教材。三是农业集体化与家庭承包经营问题研究，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通过答辩。那时兴起跳交谊舞，学校每周末都安排舞会，我坐在旁边看，感觉很好，但我不会，不敢请人也没人请我。也好，我安心地读了几年书。

   几年学习感觉很有收益。最主要的是，没有因为思想界活跃纷乱而动摇我的信念，没有信奉新自由主义、推崇资本主义。我认真读了《资本论》，认为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确实有历史局限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不了，现代资本主义仍然不能解决。当然社会主义也遇到种种问题，需要探索前行。革命成功后，毛主席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经过资本主义然后二次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是通过三大改造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并不断反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改革开放提出“先富带后富”引入市场经济、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注入活力而不是搞资本主义。习近平重提共同富裕为资本发展设红绿灯、坚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苏联垮塌苏共垮台有多种原因，没有也不会改变历史趋向。无论怎么探索，人民共享劳动成果而不是资本独占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揭示的政治经济走向，是人间大道是历史规律。这些认知使我的社会主义信念更坚定了。当时没意识到，这些认知主导了我之后几十年的所思所想。

   同时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现在仍处在阶级阶层分化社会，看人看事仍有一个“为了谁”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立场问题。如果说这就是世界观的重要体现的话，那么我愿选择站在广大劳动群体的立场，说对他们有益的话，做对他们有益的事。

   毕业前,党校科社教研室主任陈仁庚教授和我谈话，希望我留校作教学工作。后来，给我们带过课的省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所长徐博涵研究员，安排我在省社科院全院大会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学习辅导报告。我说我不敢，他鼓励我说：不要怕，别人没研究，你就是这方面专家。院长副院长到会听讲。两天后，徐老师说院长听了我的报告，希望我调社科院工作，原来他们在做选人考察。但我觉得自己作应用研究还过得去，作学术研究还欠严谨，授课教学也一般。同学中有人鼓动我去更加开放的海南工作、赚大钱，并联系了接收单位，我觉得自己不适合经商环境，感觉工会工作一边连党政一边联职工，可研究的问题多，能为职工说话，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最后我决定回原单位在组织部上班，仍侧重搞企事业民主管理等工作。

   90年代初，受苏联解体的冲击，我国改革面临着方向选择。邓小平南巡讲话点名“不改革就下台”，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迈开了更大步伐。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快速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实行厂长负责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运作怎么样，职工有哪些反映？ 1993年10月，领导安排我和省纪委研究室副主任郭宪曾等作调研。我们在西安咸阳宝鸡和国防企业进行了为期60多天的调研，重点调研企业内部监督约束状况。调查发现，这方面有好的经验但问题也很多很严重。年底省纪委和省总、省监察厅联合召开调查汇报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焕正、省工会主席高盈民、省监察厅石厅长和省委组织部贾副部长等10多位领导参加。我在会上作主题汇报发言。讲到企业有了自主权后，有的领导把企业权利当作个人权力，主观臆断随意决策，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弄虚作假管理混乱，奢侈浪费贪污腐化等“胡整”现象时，我不由脱稿发挥。主席给我示意指看手表，李书记说“就这样讲，放开讲，不限时间”，这样我一直讲到12点。午饭时李书记主动和我们拉家常，问我老家哪儿，我说蓝田县大亮村，他说与他家（长安）连坢种地，没一点架子。之后会议讨论，领导讲话，确定起草一份调查报告上报，由我执笔。

   报告怎么写好？我坚持评价客观真实，问题找准挖深，建议具体有操作性，指名道姓点人点事揭问题。最后提出理顺党政工关系完善企业领导体制、建立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坚持职代会民主评议企业领导干部制度、建立分配公开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职工选择企业领导人和职代会罢免厂长建议权六项建议。送审稿顺利通过领导签发程序，以省纪委[1994]16号文件报中央纪委、全国总工会、监察部并报陕西省委省政府。

   有生以来干了件大事，我内心高兴，不会喝酒的我喝了酒。晕乎乎轻飘飘躺在床上思想放飞：中纪委若批转这个文件，一定会扭转乱象，我这个小小人物也算为国家为职工作了贡献，没白混。一月半年，没看到批转文件，省委也没发文。唉，用了那么多时日费了那么大的劲，以为要开花结果，结果，结的果只有少数人品尝……。我又想，可能领导有更宏观考虑；但如此下去，腐败泛滥两极分化，会不会葬送改革，出现小平同志说的“改革失败了”？

  1995年领导谈话，要我去研究室，我说不想动，因为我研究民主管理多年，喜欢这项工作。领导说研究室就是搞研究的包括民主管理研究，能发挥我的作用。领导谈话实际上是组织决定，在这里一上班就10多年，直到退休。

   研究室主要负责工人运动和工会理论政策的研究工作，负责省总有关重要文件重要讲话的起草,负责省工会与省政府联席会议、陕西工运研究会和调查研究工作，编辑出版陕西工运。陕西工运每月要组稿审稿，作为主编我亲自编审了几期，感觉太占时间。后来确定由副主任负责这项工作，再后来我不担任主编，但作为编委会负责人每月仍开一次审稿会议，发挥刊物对工作的指导作用。工运研究会的工作，确定一名干部负责日常事务。工运研究会和陕西工运经费，年收支百万，每一项都要签字审核。嫌麻烦我让副主任董亚芳（之后闫晓武）管经费。有人说这是部门领导的实权，怎么实权都不要。其实无所谓权不权的，我觉得别人管更好。这些工作安排理顺后，我有了比较多的时间学习、调研和思考问题了。

   现在翻阅有关资料，还真有些研究成果。再读这些文字，认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参加调查、执笔撰写的重要调查报告主要在新世纪前后五年，包括：《陕西省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状况调查报告》《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关于构建我省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研究报告》《陕西省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度研究》《一项凝聚人心巩固政权的巨大工程》等。这些报告分别在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运研究》及陕西工人报和陕西省委党校《理论导刊》发表，收集在《全国工会理论研究文集》中，获得了全国总工会调研成果一等、二等奖或陕西省委省政府优秀调研成果奖，有的直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案头，有的在省政府与省工会联席会议上印发，作为会议议决事项的基础材料。

   巩德顺担任副省长时，我每年都给他送联席会议材料包括我们写的调查报告。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巩德顺讲话说：工会送的调查报告很好，再忙我也看，关于农民工问题和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的调查报告我看过两遍，使我对这方面情况有了更深刻更全面了解，而且我批示要求省政府有关干部阅读。这么忙的领导这么重视我们的调查报告，我很受鼓励。我要继续写，更好地反映职工心声。

   1998年初，我在有关资料看到一组数字：全国1983至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5000亿，相当于1992年国有资产总量的1/5,之后5年流失进一步加快，腐败案件频发，职工困难重重。我脑子不停地提问为什么？我与省工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彩虹总厂工会贺群社研究了这个问题。为把企业推向市场，主管部门任命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经营者行使经营权，而包括党纪、政纪、司法、股东等监督主体或因难知情或因被收买，致各种监督流于形式；企业职工作为国有资产的“在场”人、守夜人、知情人和利益相关人，拥有千眼千耳且难以被收买，但没有实质监督权。为此我们合作完成了8000字的《国有企业监督难题与职工民主监督研究报告》的文章，呼吁立法确立企业职工民主监督的基础地位，无例外地建立职代会制度，行使对经营者的民主评议和罢免建议等权力。论文报全国总工会，获当年全国工会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机关干部无职称，论文奖状也无关职务升降，因此我们并不在意是否获奖，而更关心文章观点被社会认可，特别期望得到法律认可。

  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1998年我撰写了《西部大开发与国有企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提出安排所有下岗职工的个人意见。1999年吴起、志丹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通过职代会实行政务、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我写了《县域民主政治建设的创举》。两篇文章都在全总的工运研究上发表。之后，总结我省联席会议经验，我与赵正良、高仁平合写了《联席会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理论的重要实践》在陕西工人报发表。

   2001年，根据调查，我发现职代会民主管理形式主义严重，有的基本不起作用甚至成为领导者利用的工具。深入分析原因，主要是国有和国有投资为主体的公司采用政府单向授权于经营者，无论党委书记是否兼任董事长或工会主席是否兼任监事会主席，都不能改变企业集权现状；受党委领导的职代会的作用只能发挥到领导允许的程度。有人甚至以国际接轨为由，公开提出企业管理“要独裁不要民主”，排斥职代会，为大权独揽开路。我一直认为，把几千万乃至几百亿国有资产委托个人经营是不可靠和极其危险的，事后的追逃犯绝不是防腐败的良方；腐败分子“前仆后继”告诉我们：必须在源头在企业层面建立无法腐败的监管。为此我研究并撰写了《职代会维权效力探析---兼论国有控股公司的双向授权》，提出:在政府授权国有资产代表出任公司董事长行使经营权的同时，同级人代会授权职代会行使监督权，包括：职代会代表列席股东会、董事会，有权向人代会和政府报告有关重大事项，有权提出任用和罢免经营者的意见和建议；党委领导职代会、工会（党的负责人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建立以国有资产在场人、知情人、守夜人的职工为主体的独立监督体系；在政企之间建立起授权经营和授权监督两条线，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企业内部监督。

   论文送全总，被评为当年全国工会理论研究一等奖。在全总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有人发言说我的这篇文章是企业机制建设的大思路，有新意可操作。我发言感谢并提出：重大问题工会说了不算，因此要与政府共同研究，得到政府和法律认可；工会理论政策研究内循环要与外循环结合。

  之后，全总、求是杂志、中央党校、工人日报联合召开全国高级研讨会，我代副省长吴登昌起草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落实职工主人翁地位》发言稿，吴副省长大会发言我陪同参会。用餐自助，健行同志（全总机关都这样亲切称呼）也用自助餐。尉健行同志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兼任全总主席不久就提出“工会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理清了工会工作思路，开创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健行同志平易近人，我很崇敬。端着盘子我突发奇想，借吃饭时把我写的文章中关于双向授权的企业监管思路唠唠说不定有用。于是我向尉主席方向走去，突然觉得怪怪的，有点唐突？拿不定主意我又拐了回来。

   写调查报告、做论文，获一等奖二等奖，究竟有什么作用价值？一段时间我真怀疑我的工作的意义，怀疑我的工作真像有人说的“不打粮食”，工人看了这些论文会不会说：不干实事，扯蛋！尽管自己清楚不是扯蛋，但为职工说话还是要讲实效，研究问题也要求效果。说论文、报告是扯蛋，这不是别人的话，是我的话，是自我警示，警示自己尽可能地做实实在在的人，说实实在在的话，多办实事力求实效。

   陕西省总工会与省政府联席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省总研究室负责议题征集等工作。研究室先后提出《关于在企业改革中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几点建议》《关于规范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的建议》《关于依靠职工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建议》《关于在全省继续深入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建议》等10多项议题。从1998年开始，我多次提出在包括非公有制的所有企业普遍建立职代会的建议，因种种原因未列入议题，直到我退休不久的2011年才列为议题取得共识，写入省人大通过的立法中，使职代会民主管理在我省所有企业得到依法推广。2006年春节，我与蓝田县粮食系统的老同事老朋友相聚，了解到他们没有医疗保险、看不起病。经调查我提出《关于解决市县（区）属困难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医保问题的建议》，主席办公会议同意，临时增添了这项议题。会议顺利通过了该建议，没过3个月，省政府就下发了解决个问题的专门文件，粮站老同事、好朋友享受到医保后，非常高兴地来电话告我。

   上世纪90年代企业改革“砸三铁”，用铁心肠砸铁饭碗。新世纪后企业实行联合兼并出售重组。当时有一种思潮，认为国有企业机制不好，认为市场化就要私有化。先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后来搞“靓女先嫁”，变卖国有好企业；再后层层下达国企私有化指标，变卖、贱卖甚至一元钱赠送国有企业。拨改贷，身负养老医疗教育和生活重担的国企，犹如重病在身，怎能与没有任何负担的私企相比而不顾死生地推入大海一卖了之？国有资产是国家是人民的处置权在人大，怎能由政府个人决定变卖？我想不通。看到我去过的企业被变卖，职工下岗失业，我心情沉重。

   2001年在共同调研职工下岗失业状况时，保障工作部副部长张亚娜接中央电视台访下岗工人情况的商涵。我认为这是反映工人意见的机会，因此当即表态积极配合支持。陕毛一厂、二厂40多名下岗工人，镜头下你一言我一语，有人说昨天我们还是主人翁今天当雇工还没人要、我们怎么了？国家怎么了？有人诉说自己卖苦力蹬三轮车摆摊被没收、妻子离婚时失声痛哭。节目录好了，张副部长问我要不要给领导汇报。我说应该汇报，但汇报后要领导承担责任、难为领导，很可能不让播放了。不久中央电视台2频道播出，引起了轰动。基层工会纷纷来电话说节目好、说出了工人心里话！省领导看到节目当即打电话给省总领导，追问这个节目是谁组织、谁同意播出的？我如实汇报后，上面留下了“谁决定谁负责”的话。什么意思？负什么责？反映职工意见，而且通过中央电视台让更多人最好让总理也知道，有什么不好？要说负责，这就是对职工负责！朋友说“你捅娄子惹祸了，给陕西、给陕西领导抹了黑，恐怕你这个官当不成了！”

   第二天上班，我等着领导谈话辞职。工会干部也成了“官”，这样的官我也品味了，不如无官一身轻地作一些实际问题研究，更自由。过了几周数月，没人找我谈话。朋友说领导替你挡了，咱们遇到了和职工连心的好领导。没免职，那就继续在职为职工说话吧。

   2002年按照省工会主席郭永平的安排作百名下岗职工状况调查。秘书长陈一民和我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并深入下岗职工家中访谈调查，和喻伯兴三人起草报告。报告开篇，是下岗职工捡菜叶做手脚被喊是“贼”没脸再活、没钱给孩子报名上学、患癌症不能住院、因下岗而离婚、因下岗自杀身亡等催人泪目的个例。同时整理了40份访谈录报送省委常委传阅。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有关部门的大会发言莺歌燕舞地说好，省工会常务副主席李怡霞在大会上报告了百名下岗职工的状况，坦言下岗职工的生活十分困难再就业很不乐观职工队伍不稳定等。省委领导肯定了工会的发言，扭转了会议方向。会议开始讨论工会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最后做出加大财政支持、加快落实再就业措施等决定，促进下岗职工问题的解决。

   2003年省工会机关召开国企改革报告会，请省体改委邱主任作报告。邱主任讲到汉中钢铁集团改革中有一情节：在回西安的火车上我与民营企业家李某谈转让价，为八千万还是五千万带不带职工意见不一，我坚持原则不让步。互动时我提问：“领导好！我敬佩您清正廉洁，所以您坚持原则，但若换别人会不会行贿千万、3千万成交？”这个提问让人尴尬。打死我也想不通，国有资产是国家的人民的、处置权归人大，怎么变成了政府领导与私人老板讨价还价？是谁批准的这样天大笑话的改革程序？如此改革怎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在这样的岗位好人也会变坏！

  果然出事！职工不满国企被贱卖被私人控股，怀疑幕后有利益输送，通化钢铁集团万名职工打着“誓死捍卫国有资产”的口号罢工，包围办公大楼，围打公司经理致死，全国震动。事件发生后，媒体呼吁保护经营者权益、指责职工思想观念落后。我在陕西工人报（2009.9.23）发表《以人为本还是以资为本》的文章发出另类声音：打人甚至打人致死肯定不对，但更重要的是要深刻反思：改革中，一是要给职工表达诉求的形式、通道，重大问题必须提交职代会讨论；二是改革要保障职工的基本利益，最基本的是要让人能活下去，不能动不动砸人饭碗；三是政府要执政为民，不能只考虑资本利益，任由民营老板、外资企业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想控股就控股，更不能借改革贱卖国有资产搞利益输送；四是工会要真正代表职工利益，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现在想起来我写作当时情绪激动，原因是我听到陕西国企改革也有资产流失情况。

   市场前景广阔、盈利稳定增长的1938年建于陕北、毛主席题词的国有企业某西安制药厂，被改名利君制药后搞私有化改革，变成私人控股后在香港上市，之后又变为外商独资企业，持股人身价飙涨千万至上亿。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大授权？是谁决定的？决定人有没有接受股份从中受益？带着这些问题我约陕西工人报一记者找省体改委一处级干部了解情况，这位干部说他不知道具体过程即使知道也不敢说，让我们找某某领导了解。别说领导无瑕接待，即使接见能给我们说实情吗？

   传言上市公司陕西某精密股份公司秘密转让国有股权，其中有猫腻。去省冶金厅了解情况，厅长和主管部门全然不知。工会张某某说，省领导不让厅里的干部插手过问。我们去公司见到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党委书记双指敲桌梆梆响，情绪激愤地说：有一天突然来了新财务总监，告诉我国有股权已全部转让，他奉命接管财务工作。我傻了眼，追问控股公司在哪儿？干啥的？是不是皮包公司？转让股权谁签的字？我要亲眼看看。对方说他向董事长负责，回避我的提问。几个月后增发股票，收到几亿资金转入深圳账户。从此公司彻底垮了，工人全部下岗失业，我们欲哭无泪呀！。

   这么大的事，连党委书记、工会主席都被蒙在鼓里，肯定有问题！但怎么反映，记者说事实不清不好写。但我脑子总打转，睡不着。街上抓了小偷要关牢房，千万上亿地拿走国有资产说是改革，这到哪儿去说理！实在憋不住，我给新华社内参写信，提出怀疑线索。最后署名，想来想去，弄不好会丢饭碗，会…,最后匿名“闻言”，地址西安。后来传说陕西有人实名举报；我写的信是石沉大海还是有转送，不得而知。

   为什么职工权益被侵害而难以维护？为什么广大职工生息相关的国有资产被侵吞而难以保护？为什么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经充分研究思考，我认为根本原因是改革中出现了重视资本而轻视劳动倾向。2005年，我与赵正良等同事讨论后，执笔写了《关于社会收入分配中的“重资轻劳”研究报告》，列举了政策向资本倾斜、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分配中只落实资本管理技术要素而不落实劳动要素、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严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等现象，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重资本轻劳动的“市场决定论、效益优先论、发展中心论”进行驳斥，提出改变这种倾向的意见建议。当年在全总研究室主任会上我阐释了要义，引起热烈讨论。2021年党中央重提走共同富裕道路，为资本发展设红绿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我对原文略作修改，以《对收入分配中一种现象的思考》为题在《在蓝田》发表，此后《今日头条》《西部法治在线》《搜狐手机网》转发，引起了社会关注和热议。

   那时没有手机微信，报刊杂志是少有的宣传平台，我主要借陕西工人报、陕西工运等平台作宣传。最近翻看我在2009年前后发表的几篇文章，现在仍然认为是对的，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看到挂人大代表等光环的古井贡“一把手”一手遮天、领衔腐败、班子成员全部涉案的闻名全国的“古井贡窝案”，我写了《集权、分权与职代会民主监督》（陕西工人报2009.11.24）。文章指出，“共产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怎么变成了个人天下，难道在这块地方真的复辟（借用）了？”由此我对厂长负责制和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一把手”体制提出质疑，指出社会主义企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依靠职工办企业，而不能交给个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不仅国有控股企业，而且所有企业都应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并尽快颁布企业民主管理法，赋予职代会有效监督企业和企业领导人的权力”。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探寻原因的文章铺天盖地，但我认为这些文章普遍没有揭示本质。我在《扩大内需关键要刺激老百姓的消费需求》（陕西工人报2008.12.30）一文中写到，“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基本矛盾产生两极分化，必然出现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是马克思的观点。这个观点过时了没有？我认为没有过时，仍然在起作用”。须知那个时段讲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很少，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却不少。如何应对危机，政府提出四万亿投资计划，有人提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对此我不敢苟同，提出“是继续大跃进式的上项目还是切实关注民生、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内需关键要缩小贫富差距，让人民群众口袋有钱形成实际购买力，政府可直接投资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项目和技术创新项目，而不能大搞基础设施的超前投入”。我大着胆讲了不同声音，还好，报纸原文刊发，没删。

   经济危机企业遇到困难，有人提出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要求职工共克时艰、减少企业负担，我在陕西工人报（2009.4.1）上发表《不要在职工应得利益上瞎琢磨》。文中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长期压低劳动力成本导致两极分化，需要消费的群体没钱造成生产过剩，因此解决危机不能再继续资本多得、劳动少得的思路，不能继续瞎琢磨掏老百姓的腰包。文中我写到“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多一些马克思主义，让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走共同富裕之路。”在大谈一部分人先富的13年前讲共同富裕，有人会怀疑你反对改革，或者给你贴上“文革派”或“左”的标签。现在说这话也不是为请功摆好，因为共同富裕一直是职工的心声，更是共产党人的初衷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共产党人就是要讲共同富裕，除非他就不是这一路人、而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