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活得很累。这话一点不错。

累在什么地方？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命周期的错乱。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本来是分成不同阶段的，在每个阶段上，都有应当做或适合做的事情，也有不应当做或不适合做的事情（其实有的事情本身也不是不应当做不适合做，而是应当由社会来做）。

但我们往往是，在几乎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做了许多不应当或不适合在这个阶段上做的事情。结果不但影响了许多应当在这个阶段上做好的事情，而且把自己弄得其累无比。

我们的累从什么时候开始？夸张一点说，从胎儿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是不是有所谓胎教的作法，但我们的国度有这个东西，我是知道的。

据说胎教在我国古已有之，太任怀周文王时的一些做法甚至被视为古时胎教的起源和典范。但在那时，类似胎教的概念，主要是在人格的道德的意义上而言，但在今天的胎教中，则有着更强的功利主义的色彩，在胎教中，往往寄托着父母对培养一个小天才的期待。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时的胎儿累不累，但父母的期待是殷切的，胎儿应当深刻领会。

到了婴幼儿阶段，即人们所说的儿童时期，真正艰难的人生旅程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其实，这个阶段是一个人发育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形成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好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是重要的学习内容，而学习系统的知识应当是中学及以后的事情，至少是小学后半段才应该开始的事情。在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甚至直接就将这个婴幼儿阶段称之为玩耍阶段。

但对于中国个孩子来说，到这个时候，人生沉重的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学前班，课外班，特长班，学钢琴，学书法，学绘画，学外语，甚至提前学习小学阶段的课程，就成了家常便饭。按道理说，培养儿童的一些有益的兴趣，没什么不好的。但问题是，所有这些几乎都是为将来的应试教育准备的“特长”，是以应试教育为目标，以应试教育的方式来进行的。

于是，人们就看到，或是在双休日，或是在匆匆的晚饭后，年轻的父母们拖着一天的疲惫，把想象中的小天才们送到各种名目的课堂，进行拔苗助长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正常的玩耍时间被挤占，正常的人格和心理发育的过程被打断，心灵乃至表情早早进入成人的阶段。

曾经有一位朋友说，她最不忍心看的就是，小小的孩子用成人的表情，说着大人的话。在我们的各种表演中，往往有这样的画面，其实这是一种悲哀，是对儿童的戕害。

及至到了小学的下半段，特别是中学阶段，高考成了最高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极为残酷的折磨。我经常感叹，经过这十几年如此残酷的折磨，绝大多数的孩子还能大体精神正常，只能说我们这个民族忍受折磨能力的基因不错。

但在这个过程中，对孩子心理和人格的潜在伤害，又有谁能说得清楚。我们只能从现象上知道，很多孩子在高考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烧课本，烧笔记。从中也可以看出，在经历了这种炼狱式的学习过程之后，孩子们对于学习已经是多么地厌倦和深恶痛绝。

于是，一个孩子在进入大学，脱离了家长的“魔爪”，获得自由之后，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玩，尽情地玩，昏天黑地地玩。因为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做主或者说是自由的滋味。而他们的第一次做主，就是从对应试教育的反叛开始。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今天的大学生普遍不喜欢读书学习的原因了。或者最简单地说，过去学“伤”了。

反观另外的一些国家，小学教育，甚至某种程度上包括中学教育，是相对轻松快乐的，而且在这个阶段上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到了大学阶段，尤其是硕士、博士阶段，集中精力，勤奋学习，并且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好日子”也持续不了多久。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就业的磨练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共同的。但在中国独特的是，毕业没有多久，甚至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为准备结婚买房的压力就悄悄来临。

在许多西方国家，买房年龄的众数是在35岁左右，而我们买房年龄的众数却是在20多岁。这恐怕不仅仅是丈母娘的罪过。但不管原因是什么，在刚刚走向社会的时候就背上房贷的重负，经济和心理的压力可想而知。由于这个原因，有的年轻人过早地失去了年轻人应有的灿烂、浪漫和朝气，失去了尝试和变化所可能带来的机遇。老气横秋，心事重重，是许多年轻人常见的面容。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从青年到中年，应当是最辉煌的一段。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年富力强，思维活跃，接受知识的能力强，应当是工作最努力，最容易出成绩的时候。就个人的生活说，在这个阶段，要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也是人生最有成就的时期。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往往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景。

上有老下有小的使得很多人身心憔悴。孩子的教育，这个本来主要应当由社会来承担的职能，占去了年轻父母相当的精力。前一段时间，几篇吐槽辅导孩子作业的文章，说出了很多年轻父母的心声，特别是母亲们的心声。

在这个阶段上的很多年轻人，被迫在工作和孩子间奔忙。孩子大一点了，上了大学了，父母们应当轻松一点了，父母的年龄也大了。这时又要承担起照顾和赡养父母的重担。

老年，其实是人生最自由最美妙的一段时间，这时没有人督促你学习，没有人督促你工作，各个方面的压力都没有那么大了。一般地说，在这个阶段，个人的经济条件负担也要小一些。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生的最后阶段，此前的遗憾应当在这个时候弥补，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可以在这个时候补上，甚至可以老夫聊发少年狂，以老小孩的心态挥洒内心剩余的激情。

但在我们这里，这段时间往往又成为一段沉重的日子，最典型的是要承担起照顾第三代的责任。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吃力不讨好，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及至第三代带大了，自己也就苟延残喘了。

有人感叹说，中国人不是给上一代人就是给下一代人活着，就是没有给自己活过。

从代际的责任感来说，这是有其正当性的。而且，其中有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比如，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婴幼儿的哺育，对没有生活能力老人的赡养，包括代际之间的感情慰藉，都是不可缺少的。

但问题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来是可以由社会来承担的，甚至由社会来承担效果可能更好，同时也会更有效率。但我们却过多地将这部分事务推卸给了个人。比如，教育虽然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的责任，但各自是应当有分工的，而我们却是常常将学校承担的那部分内容转移给家庭或家长。

再比如说，老人的赡养，尤其是实行了多少年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如果不能由社会更多承担起来，不但使得年轻人不堪重负，而且也会因年轻人和中年人不能专心致志地工作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效率。

因此，我们这个社会应当有一种观念，更应当有一种机制，使社会成员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清晰起来，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样子，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幸福，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精彩。

文/金盛华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当今社会，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朋友一见面都会抱怨几句， “活得累”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口头禅”。有人将中国人太累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太看重位子，总想着票子，倒腾着房子，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眷顾着孩子。人们的“累”真是由这些原因造成的吗?累的背后还有怎样的社会根源、文化根源？

你过得开心吗？是否常遇到特别堵心的事？你遇到过被欺骗、被冒犯、被欺负的情况吗？总的来说，你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满意吗？你总体的幸福感又如何？当你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时，你已经可以大体上评价你的生活质量，并知道自己是不是跟很多人一样，活得很累。

中国人活得尤其累，不只是传说或人们日常的感受，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幸福研究的权威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英格尔哈特最新发布的研究结果，在52个国家进行的持续性调查（平均为17年）中，幸福指数在40个国家中有所增长，只在12个国家中出现了下降。总体平均，认为自己“很幸福”的人增加了近7个百分点，但是，中国台湾和大陆却占据了在此期间幸福感百分数下降最为严重的两个位置，期间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排在负增长的倒数第6位。

《人民论坛》2010年12月（上）发布的对6235人的调查结果表明，自认为属于弱势群体的网友为73.5%，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白领员工自认为弱势的比例也高达45.1%、55.4%和57.8%。笔者2010年12月29日对相关网站调查截取的即时结果为，在2648名参与调查的网友中，90%的选择了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中弱势感很强烈和比较强烈的占到84%。

为什么中国人活这么累？为什么世界多数国家幸福指数增长，而中国反而反向降低且程度进入最底的行列？英格尔哈特教授试图用发展和自由与幸福的联系来分析幸福的强度和变化趋势，但显然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在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财富积累大踏步进步，个人选择空间明显扩大而制约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幸福感却反而明显下降了。

人要想活得从容，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活出自己的价值，一个是能够获得安全感。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才会成为真正的“幸福者”。遗憾的是，在中国现实的社会与文化条件下，要想很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其实非常困难，这就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有机会成为“幸福者”。

中国人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安全感的困难到底在哪里呢？

人能否感觉到自我价值决定于两方面要素，第一方面的要素是核心和关键，即一个社会作为外部环境怎样判定一个人的价值，这种判定倾向发挥着引导人们怎样评判自我价值的作用。长期的封建传统和独特的中国文明史，使中国社会养成了深厚的权威主义价值倾向。也就是说，现实社会倾向于用种种直接或间接、外显或潜隐的方式，从一个人所占据的地位和拥有的资源来判定其价值，而缺乏一般性的文明、平等、尊重、平权和尊严的概念。

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性支持。但是与强势群体相比，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还不能得到诸多保障。由于这种价值取向的存在，人们从自我意识诞生起，就存在着强烈的需要自我被承认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驱使人们不断寻找和建立一个又一个可以显示自我价值的标志，特别是具有社会公认价值的金钱和官衔，并不断进行各种社会比较，以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得到社会环境的价值承认。

这种从社会权威主义环境价值取向衍生出来的价值追求倾向，又派生出来了简单功利导向的金钱至上主义价值观，即一切都必须还原到金钱，金钱成为了通用价值尺度，一切价值和荣誉，都必须由金钱的强度来衡量。为此，金钱成为了压倒一切的追求。本来，追求金钱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但金钱主义使人的这一本性掩盖了本来与之平行的另外一种“人之初，性本善”的本性。

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实施以来频发的环境污染、广泛的食品毒化事件和医疗系统之种种超出想象力的怪象看，很容易发现，一个社会本该自然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作为同类的善意，已经广泛而深刻地被金钱追求所击垮。其他同类，褪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祖训，早已被对金钱的欲望所淹没。

一个社会消除权威主义的最好良方，是取消特权和制约权力，让社会尊重的不再是权力和位置，而是人人都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达成的成就和事业。社会在实际运作之中呈现出多重的使人们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价值导向，权威主义才能逐步弱化和退出影响的主导地位。

安全感是一种不用自我警惕和随时准备实施自我保护的放松状态。当你过马路时汽车给你让道，司机还示意请你先行的时候，你体会的是安全感。而司机看到你要过马路拼命鸣笛和加速，你体会的则是不安全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随时可以委托责任，你体会的是安全感，而你的随身提包或电脑一离开视野就可能被盗，你则体会不安全感。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安全感的提醒中体会到压力和担忧，你的生活伴有长期的和广泛的不安全感时，会随时处于一种防卫状态，心力也不断耗费，活得很累，是这种状态的自然结果。

活得比较累，与其说是外在生活压力过大所致，毋宁说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追求使然。再追求，再累，也要更上一层楼。正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看来，中国人具有一种不完全自觉地置身于现实生活压力当中的习惯。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生命旅程似乎注定要面对永远也翻越不完的崇山峻岭，永远也克服不完的艰难险阻。所以，我们中国人感到活得比较累，不是一时的“累”，而是日积月累的“累”，是一种难以为继的“累”，是一种习惯性的“累”……

如果我们被权威主义和简单功利主义所诱导，总试图用达成某种经济和地位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和建立自己的幸福，甚至为此不择手段。那么我们会发现，即便我们达成了我们渴望的成就，一次性的满足之后依然是失落，我们依然无法建立自己所渴求的稳定自信。不顾一切成功实现升官发财的人会猛然发现，升官发财远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让我们变换了参照环境，自我的命运，仍然在前途的不确定中风雨飘摇。

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无信仰，欲望无止境，内心浮躁，没有基本共同的价值观念。心中无信仰，精神无依托，内心常常充满困惑，不敢肯定自己，为人言所累，大多数人都蹑手蹑脚，战战兢兢，每走一步，说一句话，都要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或者做的不说，说的不做，努力假装自己很正统，很高尚，常常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作的事，为面子、为名声，往往也不为自己，更不为他人。

人生的结果是由历史、文化、环境、社会和自我多方面因素造就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我们想得到什么，也无论我们的欲望有多强烈，我们最终得到的，不是我们想得到的，而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个人对自己命运能够做的，是建构让自己的愿望成为现实的被社会公理支持的逻辑，增加让愿望成为事实的理由。